與其說年齡歧視是一個職場問題，倒不如說是一個社會問題。與其說，35歲是一道職場榮枯線，倒不如說，這是基于當下的時代特點，出現的一種人生壓力線。

孔子說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但是孔子也沒想到的是，兩千多年后，人們還活出了一道坎：三十五不被錄取。

最近，全國人大代表、編劇蔣勝男的一個建議，像是捅到了很多中年人的痛處，一度沖上熱搜第一：取消國家公務員報考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。

她說，“35歲是一個人做事業最好的黃金年華，也正處在一個艱難的人生階段，上有老下有小。很多35歲以上者在二次就業時遇到年齡歧視……”

35歲為什么成了一道坎

35歲之所以成為公務員招考的一個標準線，其實要從14年前說起。

2007年，《公務員錄用規定(試行)》出臺，其中第四章第十六條規定，報考公務員，應當具備“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，三十五周歲以下”的條件。后來，這一規定被公務員以外的職場不斷引用，漸漸地，就成了一個社會潛規則。

的確，人到35歲，是一個十分尷尬的年紀。

在工作上，他(她)可能上要對領導或老板負責，下要帶領一線員工完成項目，卡在公司的中樞環節。

在家庭里，他(她)的孩子可能還在吃奶、蹣跚學步，即使上了幼兒園，還得早送晚接，周末還得花錢去興趣班;他(她)的父母可能已經退休，身體好點的可以幫忙帶帶孩子，身體不太行的，可能還需要照顧，尤其怕大病。

在生活中，兩個人的感情可能也在“7年之癢”左右，再加上各種茶米油鹽醬醋茶，各種水費電費燃氣費、房貸車貸保險理財……總之就是一堆瑣碎，剪不斷，理還亂。

此外，一般情況下，打工人到了35歲，一小部分混成了中層領導或主管，而那些沒有直接從事管理工作的打工人，此時因為資歷的積累已經到了一定程度，工資水漲船高。

而年輕人初入職場，薪資需求處于起跑線上。同樣的勞動需求量，老板雇傭廉價的年輕人來完成，花費的成本更低。這也就在客觀上形成了“新陳代謝”。

尤其是在互聯網大廠帶起的加班文化盛行下，加班本身就是在擠占打工人的“業余”時間。對于一個正年輕的單身族，或者未成家的打工人來說，一些領導和老板擠占起來理直氣壯：你又沒家庭，正是需要奮斗的時候。

但是，35歲的打工人一旦有了家庭，勢必要從飽和的工作時間中分出一部分時間來。可以被擠占的時間就少了，剩余價值不大了，職場性價比也就進一步下降了。

所以，年齡歧視的背后，其實是一種功利的市場行為，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規定就能迅速消除的。

填平這道坎是一項綜合性工程

今天，當人們在熱議“取消國家公務員報考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”時，可能還不知道，第一波熱議這個話題的人，很多已經過了不惑之年，甚至已經知天命。

早在2010年年初，南京市人大代表徐珺就曾呼吁，應立法嚴禁招聘中的年齡歧視。當時她曾提到，200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，40、50人群出現就業難題;6年之后，35歲以上的求職者中超過8成的人，感覺遭遇年齡歧視。

這其實正是源于，2007年之后，《公務員錄用規定(試行)》被很多事業單位和企業援引，成了一個“泛規則”。

從徐珺到蔣勝男，為什么11年過去了，我們今天仍在討論這個話題?為什么話題背后的問題，不但沒有解決，甚至還有了更大的期待?

這或許正是因為，與其說年齡歧視是一個職場問題，倒不如說是一個社會問題。與其說，35歲是一道職場榮枯線;倒不如說，這是基于當下的時代特點，出現的一種人生壓力線。

35歲到45歲這一階段，大概是一個成年人壓力最大的時期。這份壓力，不僅來自職場，還來自家庭、生活、社會等等。只有緩解或消除這些壓力，事實存在的年齡歧視才會自然消失，而這，需要的是很多配套政策和措施。

當然，首先還是要從法制層面的完善做起。事實上，我們常說“年齡歧視”，但是在現有的法律中，并沒有明確規定“不得歧視勞動者年齡”。

比如，《勞動法》第十二條是這樣規定的，“勞動者就業，不因民族、種族、性別、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。”《就業促進法》第三條大致相同，“勞動者就業，不因民族、種族、性別、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。”

“等”字前面，并沒有提到年齡，所以我們只能等一等。

放眼國外，不少國家已經針對職場里的年齡歧視做出了相應立法。比如，日本出臺了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立法，禁止非特種行業在招錄員工時設定年齡限制。英國和美國則先后出臺了《雇傭平等(年齡)規范》、《就業年齡歧視法》。

2013年3月，俄羅斯聯邦政府法律草案委員會批準了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提出的《居民就業法修正案》，禁止雇主在招聘廣告中列出年齡限制，取消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齡門檻;同時禁止含有歧視內容的廣告出現在媒體中。

當反對“年齡歧視”有法可依的時候，就可以進一步推出保障措施，站在全社會的格局上，調動各種資源來保障中年人的就業權。

比如，簡歷里可不可以不寫年齡?年齡在求職的過程中，可不可以視作一種隱私權，一切看實力和基于能力的條件?

再比如，在筆試和面試成績都不錯的情況下，如果被淘汰了;或者說筆試成績非常高，但面試感覺表現良好卻分數很低，可不可以提起抗議或申請仲裁?

求職者是否有足夠的底氣和暢通的訴求通道?是否會有嚴格的處罰案例，讓用人單位足夠敬畏，讓他們不敢歧視、不能歧視，進而不想歧視?

回答這些問題，就不僅僅需要修改或增補現有法律，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具體、有效地執行。

一個溫良的社會，應該體諒到各個階層、各個年齡段、不同群體的辛酸和煩惱。

我們要為小朋友的健康保駕護航，要讓老年人老有所依、安享晚年，同時也不能忘了那些在努力打拼的中年人，也該擁有足夠的保障。而針對他們的保障，又可以促進“上老下小”的保障。

話又說回來，如果現在的小朋友，在教育、健康等問題上，可以憑借社會的依托，不讓父母那么操心;如果現在的老年人，在養老、醫療等問題上，可以有來自社會的兜底，不讓兒女過分奔波，那么中年人的職場競爭力，也就不會驟然下滑了。

大道至簡：當小的好了，老的安了，中間的自然也會更好。

今天，我們重溫就業領域的“年齡歧視”問題，這背后，是焦慮也是期待。

如果真的能夠“取消國家公務員報考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”，本身也是邁出了第一步。只是我們在邁出這一步的同時，還要看到接下來的好幾步。

如此“下棋”，方能不敗。

內容來源：南方周刊